已有75万美国人死于新冠肺炎，他们还在争吵打不打疫苗……

　　在去南佛罗里达医院的路上，48岁的泰隆·莫兰德恳求侄女丽莎·威尔逊：“我想打疫苗。”

　　“你现在还不能打。”丽莎告诉他。

　　可泰隆没能回家。8月22日，他去世了。

　　丽莎的祖母紧随其后。加上丽莎，祖母养大了10个孩子。祖母对新冠疫苗信心不足，觉得它“太新了”，一些家庭成员也劝她别打疫苗。8月底，89岁的她感染了新冠病毒，在泰隆葬礼的第二天被送进医院。不到24小时后，她也去世了。

　　又过了一天，丽莎的一个表兄弟死于新冠肺炎并发症。几天后，另一个表兄弟去世，然后是第三个。9月14日，第四个表亲死于新冠肺炎。

　　短短3周内，丽莎的6位家族成员病逝，他们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尽管如此，一些亲戚仍旧主张不打疫苗，认为健康又强壮的人能扛过去。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11月3日，美国迎来了令人难以释怀的数字：75万美国人死于新冠肺炎。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如果这些死者组成一个州，其人口将排在全美第47位，比阿拉斯加州、佛蒙特州和怀俄明州的人口还多。

　　在美国各地的殡仪馆弥漫着悲伤。人们忍不住要问：“这些人是最后一批吗？”“我们是不是本可以阻止这一切？”

　　这些问题导致家庭分裂，引发愤怒的指责。《华盛顿邮报》称，与关于死亡的其他问题不同，这些问题或许确有答案——当前死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绝大多数美国人，正是那些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人。

　　死亡给家庭带来伤痛和分裂

　　最初，祖母的死让丽莎家族里的“所有人感到难以置信”。当其他表亲无法呼吸的消息传来时，“我们一直在打电话问，‘这个人怎么样了？那个人怎么样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裂痕在家族中逐渐显现。丽莎的一个叔叔没有参加母亲的葬礼，因为他“害怕打疫苗”，不想跟敦促他接种疫苗的亲戚们争吵。

　　随着美国死亡人数累积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丽莎10名犹豫不决的亲戚改变主意，接种了新冠疫苗。其他人仍旧固执己见，一些人干脆对病毒和疫苗都避而不谈。

　　“我们不生气，只是对他们不肯打疫苗感到不安。”丽莎告诉《华盛顿邮报》，她和丈夫及4个已成年的子女都接种了新冠疫苗。

　　9月的一个周日，丽莎的一位表兄弟也是一位牧师，与数十名亲戚在佛罗里达州来回奔波，参加3个亲人的追悼会。

　　“我看着家人问自己：‘什么时候人们才能醒悟？’”丽莎的表兄弟说。9月，他主持了4场亲戚的葬礼。伤心之余，他不停地敦促那些执迷不悟的人去打疫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该做的事做了，来保护我们的家人？”

　　去年夏天，家里出现第一个新冠肺炎病例时，丽莎就给祖母打电话，试图向家人解释新冠疫苗是安全有效的。祖母不肯听，她坚称自己身体好得很，从没住过院，每天都给家里消毒，而且是独居，跟所有人都保持社交距离，不会有事的。

　　但这样的生活让祖母感到寂寞，于是她见了一些人。“她放松了警惕。”丽莎说。

　　祖母的去世促使一些家庭成员转而支持疫苗，其他人依旧坚持己见。他们认为，信仰比科学更重要。

　　“疫苗与你们的信仰并不矛盾。”丽莎的表兄弟反驳道。人们不为所动。他们的“顽固和懒惰”让其灰心丧气。

　　日子一天天过去，更多的人病倒了。一些亲戚在疫苗问题上保持沉默，另一些人指责他们不打疫苗，还阻止其他人去打。

　　“死亡加深了分歧……我一直在祈祷，希望我们重新走到一起。”丽莎的表兄弟无奈地说。

　　疫情暴露更深层次的分歧

　　人们愿意相信，死亡能让生者更团结，但有时，它带来前所未有的分裂。布伦达·古尔德见证了这一切。

　　古尔德在佐治亚州梅特市经营一家殡仪馆，她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安抚死者家属。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这项工作变得艰难无比。

　　她看到了耻辱——人们不情不愿地承认，自己的亲戚死于新冠肺炎；她看到了无知——人们闭目塞听，用“病毒没有那么危险”的说辞麻痹自己，直到痛失亲人；她看到了盲目——一些人认为只有信仰，而不是科学，能解决这种流行病。

　　她经常看到分裂——遗属们为是否该反对打疫苗、反对戴口罩吵成一团，把亲人的死归咎于对方。“我从未想过，在美国会有这样的一天：当事情变得艰难时，我们没有团结起来。”古尔德对美国《纽约时报》说。

　　分歧不仅存在于疫苗和口罩等问题上。《纽约时报》指出，关于新冠病毒的争论暴露了美国人更深层次的分歧。

　　“他们觉得，这不是在为疫苗或总统争吵，而是在为自己的价值观，以及该如何看待自己而争吵。”美国密苏里大学传播学教授本杰明·华纳说。

　　“疫情像政治分歧一样破坏家庭关系，这并不奇怪。”他告诉《纽约时报》，“这的确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目睹亲友死亡，他们改了主意

　　佛罗里达州波尔克县副警长克里斯托弗·布罗德海德因新冠肺炎去世，年仅32岁。他的遗孀埃莉莎听到了周围的风言风语。

　　“比如，‘哦，都怪他没有接种疫苗。’”埃莉莎告诉《华盛顿邮报》，她的丈夫不反对接种新冠疫苗，只是“他工作太忙了”，抽不出时间去接种。为了照顾两个女儿而辞职前，埃莉莎也是警察。

　　“他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她说，丈夫本打算在8月初接种第一剂疫苗，结果在接种的前几天感染了。

　　这对夫妇和他们的大多数朋友、同事没有接种新冠疫苗，只有在工作需要时才戴口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同意白宫关于口罩、疫苗的强制要求。

　　8月30日，在埃莉莎的丈夫的葬礼上，埃莉莎要求来宾戴口罩，并委托警长办公室在举办葬礼的地点设立了新冠疫苗接种点。

　　“我知道每个人对口罩有自己的感受和看法。”埃莉莎说，“但考虑到我经历的一切，我看着丈夫缓慢而痛苦地死去……前来参加葬礼的人必须戴口罩，因为我不希望任何人经历我经历过的一切。”

　　大约800人参加了这场葬礼。主持葬礼的牧师丹·麦克布莱德说，他看到的每个人都戴着口罩。

　　《华盛顿邮报》称，佛罗里达州州长反对强制“口罩令”，还对强制戴口罩的学校施以罚款。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暴发以来，这位牧师第一次看到有家庭要求葬礼来宾必须戴口罩。“没有人掰扯这件事，人们照办了。”他说。

　　波尔克县警长格雷迪·贾德是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他曾经宣布，如果特朗普访问该县，“不必（戴口罩）遮住脸”。但在埃莉莎的丈夫的葬礼上，贾德发表讲话，建议人们接种新冠疫苗。

　　埃莉莎对自己通过葬礼让更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的做法感到骄傲。“即使那天只有一个人打了疫苗，也是挽救了一条生命。”她对《华盛顿邮报》说，“我丈夫就没有白白牺牲。”

　　达斯汀·潘塔隆在这场葬礼上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他和埃莉莎的丈夫在警察学院是同学，毕业后成为同事。

　　潘塔隆曾经反对强制接种。“我看到的关于新冠疫苗的一切，都围绕着总统选举或者类似的事情。”他告诉《华盛顿邮报》，政治因素让他迟迟没有接种。

　　然而，随着感染“德尔塔”毒株的患者挤满佛罗里达州的医院，潘塔隆“每天都接到通知，发现自己认识的很多人得了新冠肺炎，甚至即将病重不治”。

　　这次葬礼，是潘塔隆和女友参加的第一场新冠肺炎死者的葬礼。

　　那天晚上，潘塔隆告诉女友：“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去接种疫苗。”

　　“你可以去，但我还没准备好。”女友回答。

　　“我知道我们对疫苗是怎么看的。”潘塔隆说，“但我不想年纪轻轻就死掉……我不想躺在临终病床上说，‘要是我早点儿打疫苗就好了。’”

　　“克里斯托弗的死让我们改变了主意。”潘塔隆的女友说，“如果哪天我突然想打疫苗了，那就是今天。我觉得，这是在向他致敬。”

　　接种疫苗时，潘塔隆的女友哭了。“我又紧张又害怕，但我还是来了。”她说。

　　即便是现在，新冠疫苗在他们的朋友中仍然有争议。潘塔隆的女友对《华盛顿邮报》说：“我不会告诉一些人，我接种了新冠疫苗。”

　　埃莉莎目睹过新冠病毒是如何传播的。当她的丈夫病倒时，她和两个孩子也感染了。他们在医院里进进出出时，佛罗里达州正处于疫情的最高峰，每天都有数百人死亡，医院不得不拒绝一些病人。

　　把她的丈夫送进医院时，埃莉莎不知道，她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吻他了。

　　“我不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碰他。”埃莉莎说。她开车去给他买手机充电器，回来时，医护人员不允许她再进他的病房。

　　如今，埃莉莎在等待接种疫苗。感染新冠病毒满90天后，她才会被允许接种新冠疫苗。

　　（共青团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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