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追求什么？大疫情背景下的美国青年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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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5月30日，美国《纽约时报》刊出一篇题为《青少年，美国最幸运就业者？》（The Luckiest Workers in America?）的文章，认为疫情正令美国青少年就业者因祸得福，获得更饱满就业机会和更高薪酬标准。

　　根据美国联邦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16-19岁青年人就业率高达34.1%，此后至2014年一路下行，并长期在25%-26%的低位徘徊，很多年轻人选择了延长在校学习时间、攻读更高学历等方法，作为找不到就业机会的“缓冲阀”。但2016年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后通过减税等措施促使更多低学历年轻人进入职场，青少年就业率在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前一度攀升至30%以上。尽管疫情爆发之初的2020年3月，青少年就业率一度暴跌至历史新低的21.2%，但随着特朗普“重启”计划的普遍实施迅速V字反转，至2021年初已攀升至32.8%的战后历史新高。

　　不仅如此，薪资平台 Gusto所编制数据库显示，2021年3月，16-19岁美国青少年平均薪资已恢复至疫情爆发前的水准，2021年5月起更有加速提薪的趋势出现。

　　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各年龄组中，新增职位增加最多的是16-19岁年龄组，其次是25-35岁年龄组，简言之，青少年求职者较其他求职者更容易找到工作。

　　不过不同口径所反映的情况是存在反差的。

　　研究机构Statista Research Department2021年12月17日提供的一份报告显示，进行季节性修正后，美国16-24岁青年失业率在2020年11月受疫情影响，达到近年最高的12.5%（2020年全年为8.1%，低于10年前的9.6%），此后随着美国疫情应对措施的大幅减少而迅速下降，至2021年11月统计数据截止时已降至8.6%的历史较低水平。

　　经合组织（OECD）就业、劳工和社会事务局研究结果则认为，疫情、尤其疫情应对措施一度对青年求职者构成远比其他年龄组求职者更强烈的就业冲击，在疫情最严峻的时段，美国16-25岁年轻人失业率增长远高于25-54岁成年人，OECD劳动力市场分析专家加内罗 (Andrea Garnero)认为，2020年上半年是美国就业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时段（同年4月达近期最高值12.8%），其中上升最快的是16-25岁青年就业者，因为他们集中就业的零售业、酒店业受冲击最严重（2020年3月美国青年失业率高达11%，较疫情发生前高出3个百分点）。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PI）专家古尔德（Elise Gould）和卡萨（Melat Kassa）通过长期专业性研究得出结论，认为疫情背景下16-24岁美国青少年“职场人”面临的局势“喜忧参半”，不得不面对“高度不确定性的未来”。

　　按照这两位专家的研究，尽管疫情及疫情应对给美国就业市场造成的冲击大起大落、大悲大喜，而青少年在如此大潮中也随波逐流，经历着过山车般的场景，但总体上看，青少年较成年求职者更多从事酒店服务业、零售业及季节性职业等容易受疫情及经济景气值影响的工作，从而更容易在“疫情所致大起大落”中受到殃及：美国16-25岁青年“职场人”中约1/4栖身休闲和酒店服务业，而在受疫情冲击最甚的2020年2-5月，该行业就业率一度大幅下降41%。另一项统计显示，2019年美国青少年“职场人”中31.2%从事酒店服务业，15.6%从事销售相关行业。

　　在尚未完全结束的2021/2022冬季假期，疫情的反复给全美带来巨大冲击，许多地方疫情数据迭创新高，尽管联邦、地方政府咬牙坚持“不收紧”，却足以表明大多数研究者得出的“疫情经济对美国经济、就业和社会的影响将反复持续数年之久”的结论，而普遍从事更易受疫情波及工作的美国青少年注定成为最受影响的人群——且拜登（Joe Biden）政府津津乐道的《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 CARES）恰恰对青少年覆盖保护最为乏力：正在求职、但尚未获得过一个就业机会的青少年，是无法借助CARES获得失业保险金的。

　　调查显示，“为美国就业市场、中产阶级阶层和美国社会提供最大稳定性”的大型企业、制造业和新兴初创企业，在疫情冲击下纷纷采取了“收缩”的应对措施，不仅减少了对应届毕业生和新求职者的招聘，而且大量裁减固定雇员数量，裁员“屠刀”针对的重点目标人群，也仍然是稚气未消的“职场菜鸟”们——因为疫情和紧缩削减了为他们提供的专业职场培训机会，而他们所能提供的“即战力”相较成熟雇员要逊色得多。

　　不仅如此，“疫情经济”导致“在家办公”比率大增，而近年来在美国“风景这边独好”的一些“无烟高薪行业”，如金融、证券、法律服务业等，是最适宜“在家办公”的，相反，被“非必要不上班”的“在家办公潮”甩下“高薪列车”的，绝大多数是“职场菜鸟”们。

　　一些分析家提醒人们关注“数据的盲区”：“就业不足”（underemployed）。

　　所谓“就业不足”，即理论上有工作，但实际上从事的是兼职、零工，且每周只有少数时间有活可做。在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上半年，“就业不足”的16-25岁“职场人”占比逾1/3，而同期25岁以上“职场人”中存在“就业不足”的比率还不到1/5.

　　大多数职场分析家指出，经济衰退对年轻人的职场机会冲击相较成年人“伤害不成比例”，因为经济恢复期，作为复苏主体的大型企业和初创企业较平时更在意人力投资的投入产出比，他们势必会给“即战力”提供更多机会和资源倾斜，而较平时更不愿意为“菜鸟”们提供更多的入职机会、更稳定的长期雇佣合同，以及更优厚的升值、加薪和在职培训机会。

　　Kahn研究提供的一份说明认为，历次美国大萧条和疫情之类非常时期，都对大学及以上毕业生的职场长期发展构成致命影响，因为他们较常规年份更难获得一个良好的职场起步，这往往令他们在未来相当长时间里陷入低薪、低专业性岗位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即便经济复苏，已经“输在起跑线”上的他们也很难赶上前辈甚至后辈们“上进”的步伐。

　　Schwandt 和 von Wachter研究结果则表明，经济低迷时期入职的“菜鸟”中，两个群体在日后经济复苏期最难“咸鱼翻身”：非白人和高中辍学求职者。这一研究结果或许会令前文中《纽约时报》所报“喜讯”黯然失色——2021年高歌猛进的16-19岁美国青少年就业率中，相当大一部分由这两个人群所提供，对此已有人担心，美国青少年正在疫情影响下“牺牲明天，换个今朝有酒今朝醉”。

　　一些地方和行业反馈的信息则更为复杂。

　　不少反馈信息表明，“特朗普排外”和全球疫情“限行”的影响，让原本构成美国集结就业、低端就业主体的外来工、外来临时工和外来“黑工”来源大减，迫使雇主不得不高薪甘言，劝诱本国青少年“入行”。

　　自上世纪末“第四次浪潮”和本世纪初“IT革命”以来，“无烟产业”和初创企业迅速崛起，取代传统的大公司、大制造业企业，成为稳定高薪工作的最可靠来源，也成为高学历青年求职者心目中的“目标就业岗位”，这令美国青年就业情况出现“两头大、中间小”的独特格局，即从事服务零售等低薪、低专业性工作者多，从事“无烟产业”、“高级自由职业”，以及创办或跻身高科技初创企业者多，愿意进入“稳定但升值机会不多”的传统大企业者少。

　　疫情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冲击，让这种“哑铃型”的青少年就业图谱受到严峻挑战：低薪、低专业性工作不确定性增大，“后制造业”、“后大企业”时代的“精英岗位”更多留给经验丰富的职场老手，对青年人、尤其初入行者越来越苛刻。至于原本就在缓慢走下降通道的传统大企业，面对经济和成本压力，他们当然会格外精打细算，避免成为吃力不讨好的“社会有偿代培机构”。

　　正如一些美国社会学家所言，疫情到来之前，即将步入职场的美国青少年要么直接憧憬高薪高回报、工作时间弹性大的“无烟产业”和初创企业，要么宁可先打几年低薪工，再找机会重返校园“充电”，为日后博取进入上述“目标行业”就业打下更坚实基础，对成为大企业、传统制造业“工会工”的兴趣日渐减弱；如今虽然许多年轻人开始改变想法，希望获得一份“收入增长预期不高但水平不低，升职前景平平但福利稳定”的“工会工”工作，但自身面临资金链紧张、劳动力成本负担沉重压力的传统大企业、制造业，却再无底气和余裕，对开始回心转意的美国“职场菜鸟”们慷慨地大开方便之门。

　　即便乐观情绪爆棚的前述《纽约时报》文章也不无担心的指出，大量美国青少年因为没完没了的“在线学习”、“校园封闭”，加上大量新增的低专业性工作和“低薪岗位高薪化”的诱惑，纷纷放弃继续学业和“充电”，迫不及待地以“职场半成品”身份杀入“职场人”行列，从长远而言对青少年的职场前途是非常不利的。美国怀恩明州托灵顿高中校长克里斯滕森 (Chase Christensen)2020年8月发现学校中有10人以上长期旷课，被大幅提高了时薪的疗养院和采石场临时工吸引去打工，另有5名11和12年级学生因去游乐场打工索性退学。这位校长忧心忡忡地表示，过低的低专业就业岗位门槛，和这些传统“低薪工作”收入越来越高、起薪越来越容易，正把越来越多原本就对“十年寒窗苦”心猿意马、心智尚不成熟的孩子提前拉入“早就业”的叵测深潭，分散了这些本该继续学习“充值”青少年的学习注意力，浪费了他们一生中最适合学习和“自我升值”的宝贵时间窗口和机会，待时过境迁，他们发现自己“进阶”缓慢且步履维艰，且猛省发现这一切似乎都应归咎于自己初入职时的短视时，很可能一切都为时已晚。

　　美国东北大学青年劳力市场研究专家莫德斯蒂诺 (Alicia Sasser Modestino)等认为，许多16-19岁美国青少年主要从事的还是假期工，对学业的影响相对较小，一旦疫情过去，社会恢复正常，疫情到来前的美国青少年就业意愿“哑铃式分布”的格局将迅速恢复。

　　但另一些分析家，如乔治敦大学教育和劳动力研究中心主任卡内维尔（Anthony P. Carnevale）等则认为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他们指出，疫情对校园、教育和“再教育”的冲击实际上更甚对职场，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一代美国青少年的教育“充值”空间，而随着职场和社会的恢复常态，老龄化社会中的普遍现象：退休年限推迟、初入行者起薪降低及初始合同缩短，大型雇主更愿雇佣成熟“职场人”，甚至宁愿返聘退休者，而不愿冒险给初出茅庐的“职场菜鸟”提供机会等就会迅速恢复，甚至变本加厉，而疫情防控措施在全球范围的放松、外籍低端劳工的再次涌入，又会让新一代“疫情年轻人”已开始习惯的“轻松寻工作”、“低薪工高薪化”成为明日黄花。倘不能对此有所前瞻并未雨绸缪，后果是可虑的。

　　绝大多数分析家（不论对美国青少年就业问题持乐观或悲观态度）相信，未来美国青少年职场的希望，将注定只能寄托在小企业身上，“属于大企业和‘工会工’的时代，无论如何一去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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