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规则游戏》作者安萨利接受环球时报专访：美国人在阿富汗为何注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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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记者 白云怡 谢文婷】编者的话： 当地时间8月30日23时59分，运送最后一批美军人员的C-17运输机从阿富汗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结束了。“阿富汗是帝国坟场”，美国人的处境令国际媒体回想起历史上英国人、苏联人同样在这片土地上遭遇的失败，并频频提及这一说法。在阿富汗裔美国作家塔米姆·安萨利看来，外部势力之所以在阿富汗“屡战屡败”，是因为他们并未完全了解这个国家存在着一个内部叙事——“两群阿富汗人之间的斗争”。这是他所著的《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一书中的主要内容之一。阿富汗局势发生剧变后，这本书在国内火了。近日，安萨利接受了《环球时报》专访，更加详细地讲述了“两群阿富汗人”的故事，并与记者分享了他对时局的思考。现年72岁的安萨利在喀布尔出生、成长，高中时期开始常居美国。
“两群阿富汗人”的故事，从城乡对立说起
环球时报：您在最近写就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塔利班刚倒台的2002年，您曾回到喀布尔，亲眼看到了令人震惊的满目疮痍，但那里依然有家的感觉，有一种您感受到的“阿富汗灵魂”。2012年再次回到喀布尔，您看到这座城市的重建，但那种“发自内心的阿富汗文化的感觉”却不见了。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安萨利：一种文化的改变总是来自于其内部。一般来说，由其他文化创造并强行引入的制度，很难产生人们预期的变化。以阿富汗为例，当初曾驱离塔利班的美国人推行新的政治体制，规定了阿富汗的政治结构、议会民主机构，并确立了产生国家官员的选举制度。这个体系在西方已经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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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选举并不是民主的开始，也不是民主的最终目的。民主发端于人们实际生活中自然产生的一些社会机制，包括教育、信息来源机构（比如图书馆）等，民主意味着人们对法治的普遍接受，但同时法律也必须反映出实际生活中的社会机制。
在更早的时候，阿富汗人通过家庭、部族和部落组成的网络建立联系，权力带来的益处由掌权的官员通过这一庞大的网络渗透到民众中，而部落成员也通过部落网络来获得福利和情感滋养。但在美国人到来的20年里，战争逐渐摧毁了这一网络结构：那些通过选举或任命获得权力的官员没有他们应该为之效忠的人群，也没有得到来自民众的支持。
因此，当一些人从“进口”的新政治权力结构中获得一席之地后，他们把进入这个国家的美元输送到自己的口袋，或是转移到他们在国外的银行账户。是的，很多东西被建立起来了，但一个能包容所有阿富汗人的温暖的共同体没有被建立起来。
环球时报：您曾用“两个阿富汗”来形容您的故国：一个在城市，一个在乡村；一个渴望世俗生活和社会进步，一个呼唤宗教和家园。请问，“两个阿富汗”是如何形成的，各自有着怎样的历史文化背景？
安萨利：阿富汗城市居民渴望的其实也不能说是世俗的生活，我认为，他们整体上仍然认为自己是穆斯林，把伊斯兰教珍视为精神滋养的源泉。但他们不认为塔利班宣扬的是伊斯兰教应有的样子。
阿富汗城市与乡村的差距比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大，不过，这一现实也是世界上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的缩影。在美国，来自乡村的文化和视角跟脱胎于多元性的城市文化之间的矛盾正在日益加大。城乡割裂加剧可能是世界未来的一个趋势，是所有人都将必须面对和处理的一个问题。
阿富汗乡村极具特色的文化代表了对那些永远无法回到的过去的留恋。我们不应忽视这种对传统的留恋——当我们步伐匆匆地走向现代化时，可能会失去一些宝贵的、但我们不应轻易放弃的东西。
推动现代化与保留“阿富汗灵魂”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阿富汗是帝国坟场”这个说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美国的撤军是重复了苏联、英国在阿富汗的历史。为什么同样的故事会不断上演？
安萨利：阿富汗内部有一个对自身社会和文化繁荣至关重要的故事：在乡村和城市生活的阿富汗人不断试图解决彼此间的关系。而阿富汗所处的位置又对全球大国很重要，它们为一些与阿富汗本身毫无关系的问题展开艰难角力。阿富汗处在中国、突厥、波斯、罗马和印度这五个亚欧大陆影响最深远的古代文明之间。
19世纪，沙俄和英国的全球地缘竞争使阿富汗成为一个关键之地——沙俄正越过中亚向东扩张，而英国获得了印度这个世界最富有的殖民地的控制权，阿富汗正处在这两个帝国野心的混战之中。20世纪，英国和沙俄的竞争变成了美国和苏联的竞争，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冷战，而阿富汗仍然是最具战略意义的地方之一。
21世纪，空军成为像19世纪海军那样至关重要的力量，从阿富汗的空军基地起飞的战机可以抵达北京、莫斯科和德黑兰。所以毫不奇怪的是，美国及其盟友在过去20年时间里在阿富汗扩建了两个超大的空军基地。
值得一提的是，阿富汗并不像很多人常说的那样是“不可征服的”。事实上，它曾多次被停留或定居在那里的人征服，而这些征服者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阿富汗人”。然而，若一个帝国试图通过本地代理人从远方遥控治理阿富汗，那它必然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阿富汗乡村与城市存在着固有的文化对立，地理位置要求阿富汗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以喀布尔为大本营，任何一个政府也必须和对阿富汗有企图的外部势力打交道，这种“向外”的必然性会让喀布尔政府和阿富汗乡村的部落势力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
因此，当喀布尔政府成为某些遥远的、文化与阿富汗格格不入的帝国代理人时，喀布尔和广大乡村地区民众的对立关系就会成倍地加剧，这只能使得阿富汗变得越来越难以治理。
环球时报：您认为，怎么做才能既推动阿富汗政治和社会的现代化，又同时保留“阿富汗灵魂”？
安萨利：和平与主权是两个最关键的因素。如果阿富汗人能掌握自己国家的主权，如果没有任何外国力量对阿富汗的内政指手画脚，如果整个国家能长期（最好是永远）处于和平状态，那么阿富汗将以自己的方式和步伐走向现代化。
地球上任何地方的文化都不是静止的，文化随着时代变化是一种必然。但重要的是，这种改变应该由属于这一文化本身的人们来决定，通过他们之间的对话和谈判来产生。
中国，少数能真正发挥积极作用的国家
环球时报：您认为，与20年前相比，塔利班发生了哪些变化，不变的又是哪些？对于塔利班这次的执政方向，您有怎样的预期？
安萨利：1996年接管阿富汗的塔利班是由一群男孩组成的。他们是一群有过世界上最糟糕的童年、一二十岁的年轻人。当时，他们基本上是一群愤怒的、被伤害的、大多数是文盲的男孩。现在的塔利班由一群四五十岁的男人掌管，他们接受过教育，有了实践经验，并不得不开始实际运行一个体制。他们对社交媒体等平台的掌握已经十分娴熟。但是，我认为应该有所保留地看待塔利班的承诺。
在我看来，塔利班还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因为这取决于他们“能做什么”。塔利班有关“温和化”的承诺表明，他们意识到了阿富汗还拥有其他想法的人们，他们可能会汇集成政治力量。如果塔利班真的想治理这个国家，他们必须跟有其他观点、政治取向和文化倾向的阿富汗人谈判。
环球时报：现在，阿富汗的大规模内战看上去结束了，一个新的政府正在组建。您认为，“两个阿富汗”这次可以结束彼此的斗争吗？塔利班有意愿或能力解决阿富汗城市与乡村的割裂吗？
安萨利：我希望内战可以由此结束，但是我不知道能否得出这样的结论。有关组建新政府的谈判正在进行中，我听到的消息是，这将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包容性的政府。也就是说，它将包含阿富汗所有族裔群体、伊斯兰教内所有政治倾向以及那些寻求推动伊斯兰进步运动的力量。
但我不知道这是否真的会发生，也不知道这样的安排能否成功。假如真的通过对话产生了这样一个联合政府，我认为阿富汗就有希望；假如产生的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政府，但只要它是一个主权政府，那么阿富汗也能有一些希望；如果它只是一个塔利班政府，或是一个部分由伊斯兰世界其他国家或外部力量控制的政府，那么阿富汗就没有希望。
环球时报：您认为未来还会有外部力量继续寻求介入阿富汗吗？
安萨利：由于我前述的原因，很难想象外部力量不会再次试图干预阿富汗。而塔利班最初的成立也与外部力量存在联系，比如它的一些成员来自巴基斯坦一些激进的伊斯兰宗教党派控制的难民营；在塔利班成员男孩时期塑造了他们世界观的宗教学校是由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的激进分子建造、资助的。
阿富汗依旧是那个上演全球大戏的舞台，对很多人来说，这场大戏比这个贫穷国家本身更加重要。
环球时报：一些西方国家正考虑推动对阿富汗新政府的制裁，您对此怎么看？制裁会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吗，还是只能让阿富汗民众遭受更多苦难？
安萨利：如果一个国家拥有正常运转的经济，制裁或许是迫使其统治者坐到谈判桌前的有效工具，因为制裁可能破坏该国经济，进而给统治者制造内部问题和压力。
然而，这么多年来，阿富汗的经济发展一直依靠外部援助，国家预算的大部分都来自海外。公路、工厂、发电厂、机场等大规模开发项目也都是由外国政府和公司资助。现在对阿富汗实施经济制裁会产生什么结果？普通人将遭受苦难，而一小部分无情的统治精英更容易将其意志强加于阿富汗民众身上。
我担心现在无论国际社会做什么，阿富汗都有可能发生一场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我看不出对阿富汗的制裁对此有任何帮助，它只会增大发生这一危机的可能性。
环球时报：您如何评价中国在阿富汗和平和解进程和未来经济重建中发挥的作用？
安萨利：中国可以在阿富汗扮演一个相当积极的角色，在不久的将来为阿富汗人提供一些援助。中国政府没有表现出任何向外国派遣军事力量的意愿。这使得中国能够成为很少的、能在阿富汗问题上真正发挥积极作用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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